站在斯里兰卡科伦坡国家博物馆里，一块看似寻常的石碑常常吸引研究者驻足。
石碑刻于15世纪，上面有中文、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，碑文记载了永乐皇帝派遣郑和布施的史实。不同语言、不同宗教信仰在同一块石碑上并置，仿佛凝固了六百年前印度洋世界文明交汇的一瞬。
这一细节，被复旦大学特聘教授、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邹振环写入新近出版的《季风亚非：文化交流与郑和下西洋》。在他看来，如果说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远洋航行之一，那么比航海壮举本身更值得关注的，是这场远航如何推动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遇、理解与交流。
今年3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季风亚非》，是邹振环历时二十余年研究完成的新作。全书以“季风”为隐喻，将郑和下西洋置于15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宏观背景下考察，融合历史学、地理学、文献学、博物学与图像学等多学科视角。“在郑和下西洋这一多样化的历史叙述中，我们得以从关联与关系的角度来重新思考世界。”邹振环认为。
季风洋路：属于文明的“大航海”
600多年来，郑和始终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。从云南少年到帝国航海统帅，从史书中的航海家到后世不断被重塑的文化符号，他的形象始终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。而围绕郑和下西洋的讨论，也早已超越航海史本身，成为观察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扇窗口。
长期以来，关于15世纪世界历史的叙述，往往围绕欧洲大航海展开。但在邹振环看来，郑和七下西洋同样是全球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事件。船队穿行于季风主导的海域之间，不仅带去了丝绸、瓷器和技术知识，也将中国卷入一个由东亚、东南亚、南亚、西亚乃至东非共同构成的交流网络。
互通共生：“郑和大交换”的广阔意义
书中所说的“交换”，不仅包括瓷器、香料、动植物等物质层面的流通，也包括知识、观念与文化认知的传播。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汪胜洋提到，书中将长颈鹿、狮子、鸵鸟等珍稀异兽随“麒麟外交”进入中国的文化史娓娓道来，展现了中华民族积极吸收外来文化、为我所用的生动图景。这背后正是文明交流过程中不断发生的理解、转译与融合。
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李晓杰认为，相较于带有殖民扩张色彩的“哥伦布大交换”，“郑和大交换”更多体现出和平交流与文明互鉴的特征，为理解15世纪亚非区域的互动提供了新的观察角度。
在不少学者看来，《季风亚非》的意义还在于，它将郑和研究从传统的朝贡贸易、外交关系等议题中进一步拓展出来。西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宝良注意到，书中更关注文化交流、物质交换、形象建构与记忆传承等问题，由此实现了传统学术上从政治史叙事向文明交流史叙事的转换。
跨越航路：代代重塑的郑和历史记忆
郑和形象不断重构，不同时代都赋予了新的意义。“中国历史上很少有英雄人物能像郑和一样，被贴了各种符号与标签。在明代，他就成了戏剧人物，在戏剧舞台上轮换戴着各种面具，既是伊斯兰贵族的少年，又是钻研儒家、道家经典的士人，有一种宗教的宽容；他的航海传奇，使他被奉为‘海上巨人’‘巡海大臣’‘和平使者’‘世界航海的伟大先驱’‘海军司令’，更使他成为当今中国重塑海洋大国和平外交的象征。”
“全球化”与“记忆”，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敬斌凝练的两个关键词。在他看来，郑和记忆的形成与变化，本身也是中国认识世界、理解世界方式不断变化的缩影。
事实上，郑和下西洋之所以持续引发关注，或许正因为它不仅属于过去。
书中反复出现的“季风”意象，既是推动船队远航的自然力量，也象征着跨越海洋的文化流动。历史上的文明交流从来不是静止的，而是在不断接触、碰撞与融合中展开。那些沿着海路传播的物产、技术、信仰和观念，共同塑造了今日世界的面貌。
六百多年过去，季风依旧吹拂印度洋沿岸。而关于开放、交流与共生的历史记忆，也仍然在人们重新理解郑和、重新审视文明关系的过程中，持续获得新的生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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